从公元907朱温取代唐朝建立梁朝，到979北汉主刘继元降宋，这这七十多年史称五代十国时期。所谓五代，是指中原地区建立的“梁唐晋汉周”五个朝代；十国是指环绕中原地区以及沿江江南先后出现的吴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、吴越、楚、闽、南汉、南平、北汉十个小国。这是中国历战乱较多、朝代更迭较频繁、山河较破碎的一个时期。尤其是中原地区，五十二年间更迭五个王朝，战祸连连不断，田园荒芜，饿殍遍地，以致军队只好用战马和死人充作军粮。文物典籍亦在战火中毁于一旦。相对于中原，沿江和江南相对安定一些。由于杨行密在唐末割据江淮，挡住朱温南下的势头，嗣后的南唐几乎没有大的战乱。加上李璟、李煜父子，雅爱词章，富有艺术细胞，所以文学艺术在南唐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前蜀、后蜀相继于四川，由于僻处西南，山川险阻，也无战祸之苦，生产力未受破坏，物产富庶，商业经济发展，为文学艺术的发展，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。一些大地主、大纷纷营屋造舍、挥霍浪费，绘画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品之一。荆南商贾纷纷前往西蜀买“川样美人”画，用以装饰厅堂庭院或收藏，仕女画和花鸟画由此时变得很时兴，在创作队伍、作品数量和技法创新上均超过前期。加之玄宗、僖宗两番幸蜀，带去大批文物和创作队伍，如孙位、常重胤等画师皆随僖宗奔蜀。前蜀主王氏和后蜀主孟氏都很重视收集保护绘画艺术作品，并建立了画院。因此不少北方学者、画师、伎巧百工，或迁西蜀，或迁南唐，于是金陵、成都两她的绘画艺术，繁荣。
五代绘画达到中古绘画新水平，它继承唐代的传统并出现新的变化，尤其以山水画和花鸟画方面的发展较为显著。五代时期，山水画已完全趋向成熟，山水画在此时的变化很大，从选材到技法，都有了一个飞跃。人物画的传神写照能力有所提高，水墨大写意画法开始出现。作为中国山水画重要技法之一的“皴法”在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，墨法逐渐丰富，笔墨成了画家们的自觉追求，水墨及水墨淡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，涌出现一大批杰出的山水画家，荆浩、关仝、董源、巨然的出现，成为山水画的里程碑。地域上主要以中原和南唐地区为主流，表现以中原景色和江南景色为主，艺术风格亦迥然不同，以风格来划分可分为南北两派。北派的代表画家有荆浩、关同等，了大山大水的构图，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；南派以董源、巨然为代表，擅长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，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。
晚唐五代时期经济生活的繁荣对于花鸟画有相当的影响。五代花鸟画的主要部分是描写与生活有联系的花卉禽鸟。此时的花鸟画摆脱唐代作为装饰艺术的要求，写实风格得到进一步发扬。花鸟画的技法随着表现的需要相应得到提高的机会。精密的观察和的表现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画家们努力追求的目标，技法上有着各种创造。出现了以黄筌为代表的精细派和以徐熙为代表的野逸派。徐熙画花和当时一般流行的方法不同，一般流行的方法是用色彩晕染而成，徐熙是用墨写其枝叶蕊萼，然后敷色（见《宣和画谱》和《圣朝名画评》）创没骨法；黄筌父子则创勾勒法。画花妙在赋色，用笔极纤细，但以轻色染成而不见墨迹。从五代开始，花鸟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有独特地位的一种样式，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有力的方面。
五代十国时期绘画，按其地域和绘画特征，可以分为西蜀、南唐、后梁、吴越四类：
一、西蜀绘画 汇贤雅国学培训
十国中的前蜀、后蜀皆在四川建国。这里僻处西南，山川险阻，少有战祸，生产力未受破坏，物产富庶，商业经济发展，为文学艺术的发展，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，新的文化中心也形成了。在唐代时就不断有画家自中原来，其中较有名的如吴道子的弟子卢稜伽，其他如赵公祐、范琼、陈皓、彭坚等，对于西蜀绘画传统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。唐末来避难的画家更多，其中较的有孙位、张南本、常桑、滕昌祐、刁光胤等。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到西蜀，如赵德玄在晋天福年间入蜀，携有隋唐名画百余件，皆皇室藏品之散逸者。他们的创作活动推进了西蜀绘画的发展。据宋人黄休复《益州名画录》记载，当时道释人物画，在西蜀非常盛行，仅大圣慈寺，就有许多名家绘制壁画，如翰林待诏杜龊龟，创作了畀庐佛，十二面观音、菩萨、罗汉等画幅；翰林待诏杜敬安，创作了北方天王、无量寿福等作品；画家惠崇和尚在这寺里也画了不少名画。每逢风俗节令、喜庆寿典和祭祀等活动，也要绘制道释鬼神的壁画，如钟馗打鬼图就很盛行。前蜀光天元年（918）王建去世，画家赵德齐与高道兴，画陵庙鬼神、车辖仪仗等一百多堵壁画。后蜀主王衍，穷极，《五代史》载他在咸康元年（925）奉母同游青城山，令“宫人皆衣道服，顶金莲花冠，衣画云霞，望之若神仙”，宫中则“壁上五彩画，图青山碧水，珍禽异兽”。无论是“衣画云霞”，还是壁上“图青山碧水，珍禽异兽”都需要大量画工，宫廷的提倡，也皆会使山水花鸟画兴盛起来。
前蜀主王建和后蜀主孟昶都很重视收集保护绘画艺术作品。中唐时代成都画家画家赵公佑善画佛道鬼神，尤以画天王，在成都寺庙内画像甚多，武宗会昌年间灭佛，到唐末唯存大圣慈寺文殊和天王四堵，并有颜真卿题字，时称“二绝”。当时王建要在该寺修建三学院，下令不许损坏。后蜀孟昶也是这样，广政十七年（954），他做生日，大臣安思谦，把晚唐时名画家张素卿所画的十二幅《十二仙真像》送他，他很高兴，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欧阳炯次第赞之,又命画家、翰林待诏黄居宝，以八书题之，倍加爱护。王建时代的山水花鸟画家有宋艺、杜齯龟、贯休、李升、支中元等。王衍时代，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黄荃就被宫廷录用，授之翰林。
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（935）特创“翰林图画院”，将许多民间画家搜罗入内，并于画院中设待诏、袛候等职，这是中国画史有正式画院之始。黄荃被授以“翰林待诏、权院事，赐紫金带”，这对提高民间画家的地位和创作积极性，在互相切磋和竞赛中提高技艺，起了很大推动作用。画院有“按月议疑”制度，每月集会，讨论绘画上疑难问题。广政十九年（956），赵忠义和蒲师训皆画“钟馗捉鬼图”。前者以第二指挑鬼目，后者则以拇指剜鬼目。蜀主孟昶问哪一幅较妙，黄荃回答以蒲师训所画为妙。孟昶则认为两人“笔力相敌，难议升降”，于是皆获厚赏。《宣和画谱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：黄荃奉孟昶之命临摹吴道子画的《钟馗捉鬼图》。吴道子画上钟馗是用左手捉鬼，以右手食指挖鬼的眼睛。黄筌的临摹中却改为用拇指挖目，因为用拇指挖目显得更有力。黄筌不但改画了挖鬼目的手指，也为此改了全身的姿势和眼神。他的理由是，原画表现全身的力量和神情都集中在食指，现在改用拇指，为了求得全身精神和动作的一贯，所以就不得不全部改画。传说黄筌在孟蜀宫殿中创造性的画了鹤的六个姿态：“唳天一举首张喙而鸣，警露回首引颈上望，喙苔垂首下啄于地，舞风乘风振翼而舞，梳翎转项毨（整理）其翎羽，顾步行而回首下顾。”这个宫殿因而改名“六鹤殿”。
郭乾晖兄弟的花鸟画学赵宏变、边鸾之古体，又能自出新意。乾晖始秘其笔法不示外人，画师钟隐“变姓名，趋郭之门，服勤累月，得其法，遂驰名海内焉。这些记录都说明画院制度对画家研究切磋画技，在相互竞争中得以创造性发挥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。
画院画家的作品也可以自由买卖。当时荆南一带商贾常前往西蜀买画，以供江南和中原达官显贵、富商巨贾装饰厅堂庭院或收藏，画记载的有江南商人买杜家父子的佛像罗汉，荆湖商人买阮惟德画的仕女，称为“川样美人”，黄筌父子的画也流入市场。经营此类商业的人称为“常卖”。这也刺激了西蜀绘画尤其是佛像画、花鸟仕女画的兴盛。
西蜀的画家，有黄荃、黄居宝、黄居寀父子、赵德玄、赵忠义父子、高道兴、高从遇父子、阮知海、阮惟德父子，丘文播、丘文晓、丘余庆兄弟父子、宋艺、杜齯龟、李升、支中元、蒲师训、李文才、房从真、张玫、徐德昌、石恪，外来蜀地的则有孙位、张南本、常桑、滕昌祐、刁光胤等，可谓人才济济。其中黄筌、黄居宝、黄居寀父子、赵德玄、赵忠义父子、房从真、阮知诲、杜鲵龟、高道兴、高从遇父子、蒲师训等，皆为画院待诏，张玫、徐德昌等则为祗候。
可谓人才济济，而且流派众多，以花鸟画而言，黄家父子自成一派、李吉、夏侯延右、李怀衮、刁光胤、刘赞、滕昌祐、郭乾晖兄弟亦自成一派。呈现一种百花齐放局面。
二、南唐绘画
南唐中主李璟、后主李煜父子，皆雅爱词章，精通书画。李璟的《摊破浣溪沙·菡萏香销翠叶残》，李煜的《虞美人·春花秋月何时了》皆为童子解吟，胡儿能歌。南唐王族中的李景道、李景游，也喜欢绘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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